自夏朝建立以来，文事与武备便成为国家安定与发展的两大管理系统。文事是指文治和教化等范畴，而武备是指军事和武装等范畴。在当时奴隶社会的背景下，武备比文事显得更为重要，并有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共识。从有关夏代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战争的记载。

启继位之初，有扈氏（今西安一带）就起兵反抗启。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灭有扈氏，王位始得以巩固。其子太康继位后，荒淫无道，东羿首领羿趁机起兵攻夏，太康逃死于外，传弟仲康。仲康死后，其子相立，又为羿所逐杀。相妻逃奔有仍氏，生少康。少康长大后，开始联合拥夏势力复国。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相竞，讲求武备，“独尊儒术”、“君子勤礼”受到极大冲击，又因与夷狄杂处，非尚武事不足以图存，因此是一个列国混战、攻伐最剧烈的时代。

战争不断，试图“以文止武”

在春秋时期的294年间，战争竟达483余次，《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当时七雄都“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在战国时期的254年间，战争也达230次，大量农民涌向战场，最终结束了车甲纵横的车战时代，使军队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种频繁用兵、连年征战的过程中，无疑会促使兵器得到改进、攻防技术得到发展。秦统一六国后，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后来的各代依然是以武备换取国家的安宁。战国时代的吴起在总结战争的原因时认为，“一日争名，二日争利，三日积恶，四日内乱，五日因饥。”

由于连年战争，引起了文人雅士的感叹。如南朝梁武帝的长子、文学家萧统就强调：“偃闭武术，阐扬文令。”指出要停止战争，提倡文教。尽管如此，也难以改变社会上主张“文德不如武备”、“习礼不如讲武”的状况，以至于出现了“文武分途”，并彻底打破“混沌”状态，而进入“分离”状态。

“文武分途”，形成两个阶层

“文武分途”实际是国家的大事分两大系统来分立管理，以形成“文教治内，武备对外”的新格局，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必然会出现两个阶层：

一是“士”（文士）阶层。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它是以文为主体，尚礼重德，且以读书做官为主要人生追求的群体。如文儒学士和纵横策士等。

二是“侠”（武士）阶层。侠，旧时是指有武艺、讲义气、肯舍己助人的群体。如豪侠武士和刺客剑士等。它是以武术为载体，通过行侠仗义的活动而得到社会的关注与认同，可以讲，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侠客似出身贫贱、武艺超群、仗义疏财、同情弱者、扶弱济困而起到了较大的正面作用，并受到人们的普遍好评。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也是显而易见。介于两者之间的还有导引方士和神仙方士等。

文武分途后，秦以来重文轻武现象日益严重。客观上保证了文事和武备的双方需求，但实际上是各有专攻，各行其是，并逐步造成了双方的对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重文轻武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偏见，而领兵作战的将领多又勇猛过人、性格刚烈，被文人贬为“武夫”，客观上又相对缺乏书写能力，留给后人的兵书、武术史料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