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柳亚子先生有诗为证：“乱世天教重侠游”，很能给我们一些启迪。“侠”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的社会形势大有关系。

周王朝在西周以前，其统治可以说是相当稳固。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洛阳)之后，君臣上下等级名分遭到了破坏。王室衰弱，政归诸侯，西周时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初年，已经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于是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一片混乱中奴隶获得自由，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有一些则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隐民”或“私徒”。于是一个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平民阶级逐渐形成了。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更加激烈，可以用“乱”与“变”两个字加以概括。礼坏乐崩，纲常失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韩非子所说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乱法犯禁，实在是因为“法”可“乱”，而“禁”可“犯”。这样看来，乱世之中侠客的产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了。

而清代镖行的产生同样出现在一个“乱”字上，但与春秋时有所不同。在当时商业的无序发展，刺激了强盗而打家劫舍，使得富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处于多种不利的因素，比如“货物贩运和资金运输困难；社会治安混乱对货物贩运和现银运输构成威胁”等等。也正因为如此，镖行才应运而生。它的建立是围绕着政治、文化、经济、商业为中心展开的。“镖局能对晋商提供社会支撑的因素是具备镖局运营的人文环境，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下，镖局是一种危险性极高的行业，镖局必须具有强悍好武的民风作土壤和武艺高强的拳师作支撑。”正是因为镖行的出现，从而消除了商业上为了寻求发展所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为商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亘古未有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