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制:由女人创立和终结,看武举制度最后60年的挣扎和变革

作者:陈荣亮 | 浏览: | 时间:2018-05-14

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武举制全是男人进行考试,而武举的缔造者和终结者却是女人,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巧合。


传统武科:“八旗根本,骑射为先”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闭了几千年的大门在列强的大炮面前,第一次轰然洞开。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也开始进入中国教育行列。这时候,武科制度在时代潮流面前已经开始显得陈旧落后。1847年,启蒙思想家魏源在重刻《海国图志》中指出:

“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为行伍出身。”


魏源的先进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这一时期的道光皇帝仍然迷恋文德武功,针对当时八旗子弟荒废武功的现状,曾下过一道谕旨:“八旗根本,骑射为先。” 要求八旗弃兵子弟应熟习骑射、武功,方准参加文武科试。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也以清制武科取士,规定“每年三月十三日考武秀才,五月十五日考武举人,九月十九日考武进士”。1859年,太平天国天试期间,曾对文考制度进行过一系列改革,而武科制度仍然袭用清制。


洋务派对武科制度变革的谏言


1870年以后,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已深感旧武科制度无益于军事。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曾委婉地向同治皇帝提出:“轮船、制器、铁路、电报、阵兵诸事,在所必办。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李鸿章这一建议尽管还没有直接提出取消弓马武技,但还是遭到了顽固派的反对。大理寺卿王家壁在奏折中声称“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远铁前代,枪炮固可兼习,本业岂可全忘”。兵部官僚们对此议也不置可否。由于当时洋务新起,李鸿章不宜树敌,此议只得作罢。

 

1878年5月,洋务派人物、船政大臣沈葆桢直言光绪皇帝,要求停止武科,结果遭到光绪的斥责。如果说同治年间李鸿章的主张只是引起一番争议的话,那么,此时沈葆桢的主张已经到了付诸实施的时候了。


一方面,沈的主张得到洋务派及其支持者的倡和。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认为“武试亦可别设水师一科”。福建监察御史张佩纶亦上奏折“改弓刀石而用洋枪,改写五经而试算学、兵书”。当时香港报人王韬亦主张“取士之法宜变”,武科“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洋枪”。


另一方面,洋务派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新式学堂,对传统的武科制度展开了挑战。李鸿章掌握的北洋武备学堂的做法是:摒弃武科中的层层考试,直接从军队中选拔优系人材进入学堂。


新式学堂涌现,武科改革迈出第一步


1885年2月间,第一批百余名弃兵进入学堂,学习西洋行军法、操典、枪炮运用及军事学,一年后学员各回本营,量材授取,然后挑选第二批学员。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水陆师学堂时,其生员也来自“曾在军营历练、胆气素优之武介为营学生”。其中,陆师学员学习马步、枪炮、营造三项。之后,各种新式学堂也纷纷仿效,一时蔚为风气。至1897年维新运动前夕,这种新的教育制度已经深得人心。


在这种形势下,兵部尚书荣禄奏请在武科中设立“武备特科片”,以适应新军需要。“议于每省设一武备学堂,选武生中材武聪颖者入堂学习。分炮队、马队、工程队诸科,期限三年,考列优等者为武举人,特科武举人即咨送京师大学堂学习,考列优等者作为武进士”。给事中高燮曾亦有同样奏折。胡燏棻则提议“酌设武科章程,于各省、府、州、县分设学堂教习”。


这些主张,终于得到光绪皇帝的准许。1898年3月,光绪帝“据荣禄、高燮曾、胡燏棻等先后奏请设武备特科,酌改章程各折片,军机大臣等议奏,准改武科旧制,命各直省武乡试自庚子科(1900年)开始,会试自辛丑科(1901年)开始,童试自下届科试开始,一律改试枪炮,裁去默写武经一场”。


至此,清末的武科改革终于迈出了实际的一步。


武科制度终成历史陈迹


清末武科制度的改革,是近代教育史上的创举,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但是,新武科制度实施还不到一年,便发生了戊戌政变。以光绪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失败而告终。慈禧下令“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着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弓、刀、石等项,分别考试”。武科改革再度以失败告终,而这次失败也最终预示着沿袭几千年的武科制度走向衰亡。

 

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事宜,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科举、奖励游学”等四条。此时,清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武科“所习硬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1901年8月,慈禧授命下清政府下令“停止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


至此,武科制度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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