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队中的兵械，可谓形式多样，琳琅满目，尤其是时人的记述中已经有了使用各类器械技法的“十八般武艺”之说。

首先介绍—下枪。宋代军队中的长兵，以枪为主，长柄刀其次。宋军中的枪形比较复杂，据官修的《武经总要》一书所记，有双钩枪、单钩枪、环子枪、素木枪、梭枪、太宁笔枪等九种，所谓“枪九色”。这九色枪一般以木为杆。上置枪刃，末尾装有铁鐏。枪形的多元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使用枪法技艺的多样化。近人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中曾指出，宋代的枪式杂有外民族的形制。这说明，宋军中枪形的丰富正是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军事文化长期交流的产物。

基于军队的职能，宋军中的枪技训练非常注重实战。当时有人提出，像马枪这样的技艺只是左右盘弄，而不考虑是否刺中，则“皆非实艺”。因为“左右盘弄”是演练花法，而比较刺中目标，方为军中实艺，所以，“刺”乃枪法中最为基本的技法。当时宋军中练习马上枪法要求设木人为靶，令习练者左右十刺，如果能刺中五下为及格。相比较下的步战习枪，更是以直刺为主,其枪法训练要求是“驻足举手撺刺”，以能一口气连续撺刺四十次为及格，这一要求显然是对习练者体力与臂力的考验。据史料记载，当时枪法技艺高强者，能连续举手撺刺五六百下者，充分体现了冷兵器战场上“力愈强，则斗力、撺力愈高”的枪技特点。为了鼓励这种枪法训练,南宋的淳熙年间还专门订立了奖赏条例，将不同的撺刺次数分为十二个等级，每个等级给以不同的赏银。除了这种单人的撺刺训练外，宋军中还有两两相较的枪技训练。《文献统考》中记有这样一种训练方式，习练的双方手持长杆，用毡皮裹其杆头，再进行相互击刺。这种情形与《水浒传》第13回中描写杨志与周谨的枪击比武十分相似。可见《水浒传》的故事并非文人空穴来风的想象之笔，而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

其次再介绍刀。刀（尤其是长柄大刀）同样是宋军中的重要武器装备之一。据《武经总要》所记，当时刀的种类有掉刀、屈刀、掩月刀、凤嘴刀与笔刀等。宋军中善使大刀的有不少，如王香春《齐音》中说“宋将关胜善用大刀”。由此可见，《水浒传》中有关“大刀关胜”的描述，并非完全虚构。

宋军中的刀技训练当是以“格斗击刺为主”，不过所用器械不是真刀，而是以木制刀具来代替。训练中，军士们排成行列，以击锣为号，两两出阵格斗较技。为了提高军士的训练水平，宋代朝廷还屡屡下诏，奖励那些武艺出众者。如宋庆历六年（1046年)下诏：“枪刀手胜三人者，立为武艺出众格。”元丰元年（1078年）颁布的诸军技艺格中，又规定“枪刀并标排手角胜负，计所胜第赏”。值得一提的是，大致从宋代开始，做工精良的日本刀通过民间渠道输入中国，并在当时被誉为“宝刀”。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写有一首《日本刀歌》诗，诗曰：“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人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另一位梅尧臣也写有《钱君倚学士日本刀诗》，其诗曰：“日本大刀色青荧，鱼皮贴把沙点星。东胡腰鞘过沧海，舶帆落越栖湾汀。卖珠人市尽明月，解绦换酒琉璃瓶……归来天禄示朋游，光芒曾射扶桑岛。坐中烛明魑魅遁，吕虔不见王祥老……”从诗人的吟咏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刀不仅铸造精良，而且装饰也极其考究，所以好事者不惜以重金购得，以作炫耀的利器。

宋军中除了枪、刀等常规兵械外，还有许多杂式兵器，如蒜头、铁锤、狼牙棒、蒺藜棒及“以铁裹其上者”的河藜棒等。大量杂式兵器的出现，反映了当时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军事文化交流。

其中如打击兵器的铁锤，就与契丹族(辽）的影响有关。文献中记岳飞的儿子岳云善使的两把铁锤，重八十斤，每次打仗往往手持双锤冲锋在前。

宋军的杂兵中有一种“连枷棒”，此兵器在《武经总要》中又称为“铁链夹棒”。关于此棒，《武经总要》中有这样一段说明：铁链夹棒原出西戎，它用来对抗汉之步兵，其形状犹如农家打麦子用的“耞”，其棒包上铁皮，非常有利于自上击下。此棒传入中原后，汉兵的善用者，又巧于戎人。事实上，作为打麦子用的连枷，在我国出现甚早，至少在春秋时期就有。不迟于唐代，该农具已发展为一种守城兵器，杜佑的《通典》中曾有关于连枷棒守城功用的记述。后来，作为守城兵器的连枷棒经过少数民族的发展，演变成了一种骑兵用的击打兵器，又转而传入汉地，为中原王朝所采用。《武经总要》中说的“铁链夹棒本出西戎”，后来“汉兵善用者，又巧于戎人”这一衍传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多民族文化交流对于我国古代兵械技艺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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