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抵，原是中国古代一种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的人体活动方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当时它被称为“角力”，并作为各国军队的训练手段而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如《礼记》上说，到了农历12月，天子就要命令将帅们进行包括习射、御、角力等在内的各种讲武活动。然而，到了战国，由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原属于军队讲武内容的角力在活动形式和价值功能上都悄然发生变化，即角力从原来的军事训练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通过角力者双方摔打较技而以供观赏的“戏乐”。当时的各国诸侯也经常用这种角力来相互炫耀、夸示，并乐此不疲，为此，有的史家曾发出了“先王之礼没于淫乐”的叹息。尽管作为戏乐的角力活动不合先王之礼，但对于武术而言，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标志着一种源于军事活动又有自己活动特点和价值功能的人体活动方式终于破土萌芽，它是秦汉角抵的滥觞，也是中国古代武术初始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

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在“车同轨，书同文”的政治制度下，先前的角力被正式改名为“角抵”，从此以后，“角抵”一词屡见于历史文献中。关于秦汉时期的角抵到底是种什么形式，《史记》和《汉书》中有不少注释。如东汉人应劭对“角抵”的注释是：“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而另一位文颖则说得比较明确，他指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角力、角技艺”一语充分表明，秦汉时的角抵并非专指某一种活动形式。因此，前人有些论著中把古代角抵仅仅解释是摔跤，恐怕有所偏颇。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从现有的一些秦汉角抵画中得以佐证。

比如，1975年在湖北江陵县凤凰山秦墓中出土了一把木梳，上面绘有一幅角抵图：图上共有三人，都是束发裸身，下穿短裤。左边一人腰系白色带子，伸双臂，好像裁判之类，而右边两人腰系黑色带子，正作技击拳斗状：一人左弓步，出右手；另一人则出右步，以左手破解其攻势，同时用右手直击对方，被击者的头稍稍后仰。寥寥数笔，便将双方格斗时的瞬间情景描绘得形神栩栩。另外，从人物的装束与画面上所绘有的幔帷情景看，其角抵的地点应是在官府或宫廷内。这与史料上记载的秦二世胡亥热衷于在甘泉宫观赏角抵是一致的。秦梳角抵图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幅秦代角抵图，该图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弥足珍贵。

汉初的几十年，是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发展的时期，尤其到了汉文帝时，更是呈现出一种繁荣景象。在这种背景下，汉代的角抵有了新的发展。它在原来“两两相当，角力、角技艺”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其他的文体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规模宏大的综合性表演——角抵戏。角抵戏早在秦二世时已见端倪，当时宫内已将角抵与优俳一起演出，这也是史料中记载的“作角抵、优俳之观”。角抵与优俳两者从内容到形式本不相同，但是汉代却由此发展形成了角抵戏。角抵戏与角抵，是两个既有一定联系又有各自内容的活动形式，不能混为一谈。

就内容而言，汉代的角抵戏除了两两相当的技力较量外，更多的是包括了诸如舞蹈、杂技、音乐、幻术等表演内容，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所以，前人注角抵戏为“杂技乐也”，也有人称此为“大角抵”“角抵奇戏”或“百戏”，东汉人张衡《西京赋》中所写的“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就是指这类活动。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汉书·武帝本纪》中记述的“(元封三年)春，作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显然是指“纷瑰丽以侈靡”的角抵戏，并非什么汉代的武术“打擂”活动。

稍后，晋代的《西京杂记》中记述的一段关于“东海黄公”的故事对于我们了解汉代的角抵戏或许有所帮助。故事说的是从前在东海有位名叫“黄公”的人，年轻时练过法术，能制服毒蛇、猛虎等动物。据说他的法术很厉害，能兴云起雾。施展法术时，要将头发束起来，身上佩带一块赤金，还要把随身带的刀涂上红颜色。可到了老年，他的力气一天不如一天了，加上饮酒过度，原有的法术已经消退，不再灵验。秦朝末年，在东海这个地方出现了一只白虎，自负的黄公依然拿着那把涂了红颜色的刀想去制服它，但最终力不从心而被白虎所伤害。后来，关中一带民间就将此故事编成节目以作娱乐，汉朝宫廷就将此故事采进宫内，编成为角抵戏。

“东海黄公”角抵戏在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曾提到，其曰：“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很显然，这一角抵戏有具体的故事情节，在表演形式上也符合两两相当的要求，其中一人执刀扮演黄公，一人扮演白虎。但是，它与各尽所能、随机而动的角抵较技有着很大不同，因为“东海黄公”中的人虎搏斗是预先编排好的，即执刀的黄公一定要被扮演白虎的人所制服，整个过程与后来武术对练中的“空手进刀”(空手夺白刃)非常相似。由于前者具有情节性，也更能突出舞台艺术的表演，因此后来学术界有人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古代戏曲的雏形。

文章转载自《古代武术史话》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责任编辑：锦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