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触中国式摔跤，是我在石家庄上初二的时候。

当时正值文革中的“复课闹革命”，但其实学校并不上课，于是我们这些精力旺盛的半大小子，就把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式摔跤，由同学引荐认识了当时在清真寺边上住的李兰田老师，李老师是“回回杨八爷”的大徒弟。

文革时期，老规矩全破了，入李老师的门也简单，老师只是嘱咐不要欺负人要讲德，之后就开始练，踢腿、推砖、拧千斤坠。

李老师的师傅杨八爷是保定人，有着神奇的传说，据说功夫了得。八爷有时候也到我们的练习场来，人个儿不高，1.60米上下，精神奕奕，干净精炼，话很少，在场都是李兰田师傅教我们练。

先练一脚踢，又练麻花掰，我们几个同学就像着了魔一般。

那时的跤场，就是用铁锹挖松的一块土地，然后穿上褡裢就摔，全然不顾一身汗一身土。

当时师傅上班，每星期来指导一两次。我们这些徒弟们就每天摔，反正学校不上课，每星期师傅来后看一下我们摔跤就指导一下。

当时学习了保定跤的“扭别扛拉挑”“桩坎默踢抱”、十个大绊子等等，练习这些绊子的“演空”，反复熟悉基本要领。

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李兰田师傅就带我们去当时的石家庄国棉一厂俱乐部去摔。国棉一厂摔跤队是天津的摔跤冠军韩兰江带出来的徒弟，摔的是天津跤。

摔跤队有工会（当时好像是革委会）支持，在俱乐部门口，铺上垫子拉上灯就摔。每星期六晚上就去比试。

当时觉得国棉一厂的条件太好了，工厂有锅炉房，有开水，有好褡裢等等。每次摔跤，围观的人也多，只听到师傅在边上叫“变脸”！“拧腰”……真是越摔越来劲！

这段时间虽然一直在摔，可能是自己天分所限，我始终没有机会在石家庄参加上大的比赛，之后工作变动，我就调到了北京起重机械厂工作。

也许该着我跟摔跤有缘，北京起重机械厂也有个摔跤队，队里有个大名鼎鼎的刘玉森，他就成了我的又一个摔跤老师。是刘老师，把我带到了又一片中国跤的新天地。

刘玉森是全国中量级冠军，文革前是北京宣武区跤坛的台柱子，也是八一队的台柱子，后转到我们厂当模型工。

刘玉森老师要求我们极严，天天要练基本功，午休时间在喷漆车间摔。当时东城区朝阳门的小温子等摔跤爱好者也都到我们厂来摔。

刘玉森有个外号叫“勾子刘”，他的单手挑勾子极为漂亮, 当时厂里还有位刘师傅的孩子刘小雨也是北京市中量级的摔跤冠军, 他的一脚踢十分有名。

我们常跟刘玉森师傅一块儿去看他比赛，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但是跟青年人似的摔得还是很棒。

有一年在西单体育场跟宣武区的名将柳根子（李柳根)摔，当时柳根子三十多岁，三局，刘玉森因消极判败，这是我看的刘师傅唯一的一次失败。

后来又到北海体育场、东单体育场等处看刘玉森和当时很多名家的比赛，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东城的李明元，他的“披”和“德合乐”上分快捷。还有我们机械局二机床的白文亮（当时是代表河南来京比赛)，个儿不大，“披”极漂亮，“跪腿德合乐”那是一绝。这些人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每每看过比赛后，回来问刘玉森师傅，他就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这些绊子的手法、要领，并告诉我们“大绊子七十二，小绊子赛牛毛”，主要是借力，用巧劲。还要练太极，“摔跤加太极，神鬼都难拿”。

再到以后，世事变迁，大家都忙着去应付平淡却并不轻松的生活，当年的半大小子，成了如今的半大老头儿，那用铁铁挖出的简易跤场、那在跤场边教练熟悉的吆喝、那让人眼花缭乱的大绊子小绊子，都离我渐行渐远，化作了藏在心底的一段最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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