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兵家与武术有如同源之水，同本之木，存在着至为密切的联系，因为二者的根本特征都是技击的运用。先秦兵家所著兵书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先秦兵家均十分强调战士的选拔与训练。

1972年山东银雀山出土汉代竹简《孙膑兵法》，为久已失传的古籍。该书《篡卒》章说：“兵之胜在于篡（选）卒，其勇在于制（教令）。”孙膑十分重视武艺人才在战斗中的作用，认为武艺高强的战士可直入敌阵，以擒其将领，所以孙膑主张只能以武艺高下这同一标准来选材，不能分贵贱。

战国时，以周公与姜太公对话形式写成的《六韬》，为先秦重要兵书之一。此书《农器》一章论述了许多兵器源于农具，因而民间武艺与军阵武艺有着紧密联系。《六韬》还根据不同兵种对武士有不同要求，确定不同的选拔条件：“武车之士”应善跑、善射与力大；“武骑之士”应体质强健、敏捷、精于骑射”。《六韬·练士》根据士卒的不同体质、武艺、个性等，予以分类和训练，以适应不同的任务。

对于战斗中战略战术思想与技术的关系，先秦兵家已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分析。战国初期兵书《司马法》说：“凡战，智也，斗，勇也。”又说：“战，以智决，以勇斗。”意思是说战斗首先是智慧的较量；其次，才是勇力技术的斗争。因此，无论军阵作战也好，民间武艺较量也好，战略战术思想的运用是首要的，武艺的高下，固然重要，但必须与正确的战略、战术相结合，才能发挥武艺高超的作用，取得胜利。

在古代兵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军事思想著作，首推《孙子兵法》。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晚期齐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孙子兵法》一书，博大精深，至今还被世界各地人们奉为行为的准则之一，中国武术的战略战术思想常直接源于《孙子兵法》。自古至今，武术各拳种门派多从《孙子》中汲取思想源泉，作其技击理论的重要指导原则。

总的看，主要从八个方面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

一、“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表现了孙子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被视为武术战略战术最重要思想，对武术交手竟技极为重要。

二、“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意思是善战者总是先使自己强大得不可战胜，然后待机战胜敌人，即“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对武术技击而言，则突出了自身具有高强本领的重要性。

三、“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即“兵不厌诈”。即武术竞技多变奇异之意，其根本在于迷惑对手使之被动，暴露弱点而失败。武术所谓“虚实”、“刚柔”、“闪赚”、“佯攻”、“虚招”等等，均出于此。

四、“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孙子用“奇”、“正”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来代表战斗中相反相成的原则，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武术技击中奇、正概念十分丰富，如明攻为正，暗袭为奇；常法为正，变法为奇；直取为正，佯攻为奇等等。用虚若实，用实若虚，机巧变诈，层出不穷，方能取胜。

五、“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强调要保持战斗的主动权，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孙子》说：“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指出必须达到非常微妙、非常神奇的境界，才能主宰对方，调动对手，这也是武术技击术中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六、“兵因敌而制胜”，这是指出用兵作战最忌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中国武术名家都极重视这条原则。如在俞大猷《剑经》、程冲斗《少林棍法阐宗》等武术专著中，均对“因敌变化”作了充分的论述。

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武术技击中常运用，速度在武术竞技实战中成为决定性的条件。

八、“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孙子用蛇作比喻，说明作战各方面相互配合体现整体性的重要性。明代名将戚继光把这一思想运用于武艺，则提出了应“各家拳法兼而习之”，习武不应固于一家一派，要广泛学习，汲取各家之长，在实践中方能综合运用。

《孙子》中极为丰富的光辉思想，可说是武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正是因为有了像《孙子》这样中华智慧的杰出代表，从而丰富了中国武术的文化内涵，成为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