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就褒贬不一，但赞赏者仍占主流。

据《孔子家语》记载：“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善则以忠化之，寇暴则以仁御之，何必恃剑？’”自孔子以后，儒家大致对侠客持排斥的态度，认为“尚武行侠”是小人所为，君子应当“尚文行礼”，这对我国的侠客文化一直处于非主流文化的角色，而形成一种平民文化的传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墨家因其学派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平民社会，它与侠客有共同的源流，因而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很自然的。墨家对侠客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任”侠观念和主张。《墨子·经上》所言：“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其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正是侠客的行为准则。

对侠客进行了较为客观评价的是庄子。他在《庄子·说剑篇》中提出了划分为“天子剑”“诸侯剑”“庶人剑”一说，提倡以德御剑、匡诸侯、服天下、利苍生的“天子剑”，而反对“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国事”的“庶人剑”。这首开了将“武”伦理化的先河，清晰地预示了侠义精神的发展和演变趋势。同时，庄子又首次提出了“盗亦有道”的观点，借盗跖之口，表述了盗侠的道德观念体系，实际上也是当时侠客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正面颂扬侠客的人，是汉初的大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他首先肯定了游侠的高贵品质，指出虽然“其行不轨于正义”，但“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是十分可贵的。司马迁所总结的一诺千金、杀身不悔、救危济困、不图报答等品行，成为后世侠客们自励的铭言和行为准则，也成为文学中侠客现象的基调。

同样是历史学家，班固对待侠客的立场、观点与司马迁截然相反。班固认为游侠有两方面的罪责：一是私义重于公职，以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二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穿于诛矣”。但他也承认侠客们的品行确有许多可敬之处，如“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等，只是不行正道，不合统治阶级认可的道德规范，所以杀身亡宗，也是咎由自取。

回顾历史，各家各人对于侠客的看法和评价褒贬不一，这些评价我们还是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教育背景来看的。而在如今大多数人心中，侠客一词就是指旧时武艺高强、替天行道的人，能够称得上为“侠”，大概就是一种赞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