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武术在世间扬名主要靠的是实战。隋唐交替之际，武僧大显身手，在历史上留下了无可置疑的作战纪录。

隋唐时初建僧兵

少林寺最早介入武力纷争是在隋末唐初，由于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重视佛教，曾于开皇年间赠予少林寺土地100顷，因而到隋末天下大乱时，这个拥有庞大地产的大寺院就成了反政府武装的攻击目标。当时恰逢饥荒，汹涌而至的大量饥民在寺僧尽力抵抗的情况下仍然放了一把火，将寺院烧得只剩一座孤塔。这是少林寺历史上首次被焚。为了自保，劫后余生的僧人开始物色武僧，积极筹建僧兵。  

随后，少林寺的地产又遭到地方割据势力的觊觎，起因是隋将王世充于武德二年（619年）在洛阳称帝，国号“郑”，王世充之侄王仁则趁机霸占了少林寺西北50里的属地柏谷坞，建起辕州城。王仁则利用险要地形，“以立烽戌”，与长安的李唐王朝对抗。唐高祖李渊令儿子秦王李世民于武德三年（620年）率诸路人马讨伐王世充，双方在嵩洛一带激战不休。关键时刻，为了夺回地产的少林僧人站到了李唐王朝一边。据《皇唐嵩岳少林寺碑》等史料记载，少林寺以志操、惠玚、昙宗等13位僧人为骨干，突然率众参战，于四月下旬乘夜攻入郑军营垒，活捉王仁则献给唐军。少林武僧此举有助于唐朝平定王世充，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嘉奖。

事后，李世民在《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中称赞少林寺僧能观形察势，“深悟机变，早识妙因”。鉴于有功的僧人只愿出家，不贪图官位，因而李唐王朝只授予了他们荣誉封号，其中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僧”，另外赠予少林寺田产40顷。就这样，矗立于少室山的名刹在李唐王朝采取慷慨赠田等政策的鼎力支持下，成了富丽堂皇、天下闻名的大寺院。

明朝的僧兵

史载少林僧人重上沙场是在明成化年间到正德年间，就刻录于少林寺塔林的《敕赐祖庭少林禅寺敕名天下对手教会武僧友公三奇和尚塔铭》里，证据确凿。为了抵御北边蒙古部落的不断骚扰，少林僧人在周友（号“三奇”）的带领下应征前往山西、陕西等处边关镇守，立下战功。其后，他们又接受皇命，南下云南，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二月参与平息苗族贵族叛乱。当时云南弥勒州十八寨头目与宁州的土著互相勾结，为祸一方。《明实录》记载，云南都御史何孟春、巡抚御史陈察奉命征讨，“俘其党千七余人”，一举告捷，从征的少林僧人也是胜利之师的一分子。

随着频繁应征，少林僧兵从原来保护寺院的僧侣武装组织逐渐演变成为一支隶属国家的特殊武装力量。而朝廷亦发给参战有功的武僧“官赏”，例如周友就受封为“都提调言总”。为适应形势，少林寺又设置了武僧守备等职，以领导常设的僧兵武装。嘉靖年间拜访少林寺的名将俞大猷曾统计出一个数字，他在《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中记载，寺内精于武艺的僧人有千余众，可见尚武风气之盛。

根据少林寺于万历九年（1581年）竖立的《豁免粮差碑》可知，少林僧兵还在正德年间参与了平息刘六、刘七起事。这次暴动始于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的河北霸县（今霸州市），叛军人数不久就发展到数十万人，战火波及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南直隶与江西，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官府不遗余力，加强武力镇压，为此征调了少林武僧助战。《明史纪事本末》称，在正德六年（1511年）十一月的亳州之役中，武平县指挥石坚率1000余名士兵与300名僧兵出战起义军，但“皆败”，僧兵被杀70余人。这些僧兵，可视为阵亡的少林武僧。

对于僧人介入战争，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按照佛教戒律，出家人应以慈悲为怀，不能随便杀生，僧兵出征沙场参与杀戮似乎与此存在矛盾。然而，佛教又鼓励僧人行善，做善事时可以采取变通手段，不受规则束缚。《少林寺竺方参公塔铭》评论僧兵平定师尚诏之叛的表现时，写道：“运大智于沙场，战雄兵于顷刻，不过尽忠于国。”所谓“大智”，应当是指修习佛法后获得的大智慧。

必须说明的是，提倡“佛法不离世间法”的禅宗已不再像其他佛教流派那样否定忠孝观念。宗杲大慧禅师在《指月录》中说，他虽学佛，然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相同，并强调学以致用，把平生所学研究通透到底时，“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义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国安邦之术，无不在其中者”。由此不难理解，少林僧兵为何会不顾安危赶赴沙场了。

授权转载自“战争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