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但兴盛却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清代情况大不相同，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加上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112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112个武状元，还有112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336名。

112名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92人，其余21人还有待于考求。这92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32名。以下山东13名，浙江8名，江苏6名，河南、山西各5名，广东4名，甘肃、福建各3名，江西2名，四川、陕西各1名。此外，汉军旗6名，满军旗3名。

也许这个统计不是很完备，也不是很准确，不过大体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

科举考试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棨；另一个是嘉庆时代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

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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