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兵，顾名思义是指古代寺院里的僧侣武装。在冷兵器时代，既然作为武装力量，一般必然习练武技，因此在武术史上，僧兵活动也往往被视为寺院武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僧兵起始甚早，南北朝时期已见端倪。如公元444年，北魏太武帝时曾下诏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和尚，并限期交出私匿的僧人，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陕西盖吴聚众谋反，太武帝率兵亲征。公元446年，他在长安的一座寺院中发现有和尚在寺内种麦养马，随后又在僧人住的房间里搜出大量弓矢、矛盾等兵器，于是太武帝勃然大怒说：“此等东西不应和尚所有，寺僧藏有兵器，肯定是与盖吴合伙图谋不轨。”结果造成了中国古代史上的首次“三武灭佛”。该寺院藏兵器是否是参与谋反，今人不得而知，但既然藏有诸多兵器，那么其僧侣习武，也当在情理之中。

其后，寺院的僧兵武装渐渐清晰。如唐天宝年间，就有一些寺刹的僧人习练骑射；北宋末年在抗击金兵的侵略战争中，五台山的僧侣曾组织本山僧人前往抗击金军，涌现了诸如真宝这样的抗金英雄。真宝当年与其徒习练武艺，引起朝廷重视，当敌寇来犯时，真宝毅然聚兵出征，最后被俘而壮烈殉国。继此之后，如湖北随州大洪山中，也“有带甲僧数千”，抗击金军的南侵。从真宝与其徒的习武抗金到大洪山“带甲僧数千”，无疑已是典型的寺院武装。

“僧兵”一名始见于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但文献中的“僧兵”是指劳役而言，并非武装组织。历史上，真正以“僧兵”之名指称寺院武装的，出现在明代中期。当时的僧兵作为“乡兵”一种，是朝廷常规军事力量外的一个补充，听从朝廷调遣。那么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受朝廷节制的僧兵呢？

其根本的原因就是明宣德年后政治腐败，武备渐弛，军士逃亡成风，卫所制度实际已处崩溃状态，而当时的明皇朝又面临着一个外患内乱的困境，所以朝廷只得广开兵源，增设不隶军籍的乡兵，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乡兵的种类有不少，除僧兵外还有如河南嵩县的毛葫芦兵，他们善于奔走及使用短兵器；有江苏徐州弓箭手，顾名思义即善于射箭；还有山东的长竿手，他们善于使用长兵格杀等，僧兵则是其中的一种。据《明史·兵志》所记，当时被朝廷征调的僧兵不仅是少林，还有如伏牛、五台等寺院的僧人。当然，少林僧兵是几支僧兵队伍中最为骁勇善战的，也正是通过一系列“护国克敌”的浴血征战，才使得少林武术盛誉天下。

明代少林僧兵参与的军事活动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镇守边关。在少林寺旁的塔林中有一座“三奇友公和尚塔”，其塔铭文艰涩难读，但其大意可懂，即有位名叫“友公三奇”的和尚在正德年间被征调镇守山陕等地，这也是迄今所见到的有关少林僧兵的最早记录。铭文中的“友公”，即是目前少林武术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武技高强、战功卓著的武僧——周友。明正德年间，他曾“蒙钦取宣调”，镇守山陕等地关隘，得到朝廷褒奖。

第二类是平乱抗倭。明正德五年(1510年)，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军在河北的霸州发动起义，不出几月，声势大震，他们转战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给朝廷官府以沉重打击，统治者为此不得不四处调兵，将起义镇压下去。少林僧兵就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继此之后，少林僧兵还与明军一起参加了征讨嘉靖年间王堂、师尚诏等人的起义。关于这方面，一般史籍中少见记述，但不少至今尚存的碑文，却清晰地记录下了那段历史。如一通万历三年(1575年)二月所立的《少林寺竺方参公塔》的塔铭中记曰：“师讳周，其名曰参，号竺方……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司明文调用截杀，领僧兵五十名征师尚诏。赶贼兵，运大智于沙场，战雄兵于顷刻，不过尽忠于国，丛林得见忠义纲(刚)直。”周参是当时的著名武僧，序文中记他“自幼习武，精究六韬，其性雄勇，巍堂磊落……习学演武，名播四海，武亚诸方”，因有司征调，他曾率领五十名僧兵参加征讨师尚诏之役。

还有是训练军士。与前二类相比，训练军队兵士并非少林僧兵直接参与沙场征伐，但对提高明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有其积极意义，同样显示了其少林寺保邦靖世的价值主旨。

如崇祯年间，陕州知州史记言因盗贼蜂起，他一面出私财募人才，同时聘请少室少林武僧前来训练。还有如同时期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奉旨征讨山西、湖广、河南等地时，亦曾提取少林武僧道宗、道法、铉清等人随军征战。大军出征，提取数名少林寺僧何用，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前去帮助训练士兵，这也是明代少林僧兵参与的另一种军事活动形式。

文章转载自《古代武术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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